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在中国工人出版社为邮购一本书，辗转长达二年之久竟未买成，后来还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一位领导出面干预，才算把事情画上句号。这能说不是怪事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5年夏秋之间，我在阅读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世界名著《尤利西斯》时，很想找一本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来配合着读。凑巧，我从订阅多年的《社科新书目》上很快找到了出版信息，中国工人出版社将出版《杨宪益自选集》，内中就含有《奥德修纪》。说干就干，当年9月1日写信给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发行科说明邮购意图。9月20日收到该社发行科寄来《图书目录》（1995年）一份，《书目》中《杨宪益自选集》定价9．20元。我遂于第二天由邮局汇去书款10．20元（内含邮寄费），11月9日该发行科来信云：“你汇来的购书款10．20元订购杨宪盖自选集，现价是16．20元，所以你汇的款不能（原文如此应为‘够’字）请将款补寄过来”。（此信仍在我身边）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刚收到《书目》第二天即汇款购书，中间没有逗留时间，怎么就涨价了呢？所以，我随即去信要求：一是按汇款邮书；二是退款。就这样我先后写了五六封信，其中包括1996年4月27日向该社发行科负责人白瑜生写的挂号信，可就是杳无音信，该出版社既不给书，又不退款。一晃到1996年底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我由于要读此书心切，急得团团转，怎么也想不出好法子来。后来，我想凡出版社都应属新闻出版署领导，写信给新闻出版署或许还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就在自己连续订阅十八年的《新华文摘》月刊中寻找答案，结果在1996年第5期《新华文摘》上找到了题为《关于坚持“出版自由”自主性原则的探讨》署名石峰的文章，我推断此人可能是新闻出版署的，但是我与石峰同志素不相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大着胆子写了挂号信给石峰同志，说明了前后原因。1997年元月25日中国工人出版社给我信：“你写给石峰同志的信转来了”，信中一忽儿说：“我们没有收到书款”，一忽儿又说：“我们书已经寄出”，先后矛盾重重，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真是丈二和尚叫人摸不着头脑。信的最后还说：“我们保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耐着性子又等了半年多，依然不见动静，不得已，我于1997年8月5日第二次写信给石峰同志，为了说明事实真相，随信附上了中国工人出版社今年元月对我的“复信”和我在1995年9月原汇书款邮局存单。
石峰同志对我第二次去信十分重视，很快作了答复。8月20、22日新闻出版署两次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先是打到江苏建湖县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向我作了转答。22日下午，新闻出版署信访办一位马同志又直拨长途跟我讲话，向我传达了石峰主任对我买书这件事的看法和措施，并委托马同志立即亲往中国工人出版社了解实情，同时托马同志就在该出版社买回《杨宪益自选集》（以我的原汇书款，不足部分由石峰同志自掏腰包补垫），由邮局寄给我。石峰同志动感情地说：“一个出版社怎么能这样对待读者呢。”他很感自愧，对不起读者。我听了电话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对自己说：“你怎么为买一本书竟然去惊动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呢？他的工作是那样的忙呀！”但是，恕我无罪，我原以为他是一般工作人员，加上自己又实在咽不下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邪气，所以才敢于那样鲁莽行事的。
一个人得到本心爱的书本来是极平常的小事，可我手上的这本《杨宪益自选集》确确实实是来之不易啊！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和石峰同志从未谋面过，但是石峰同志在为我买书过程中的所为却深深地打动了我。石峰同志作为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的日常工作肯定是繁忙的，哪有闲功夫去过问诸如读者买一本书这类远不如芝麻大的小事呢？然而，就是这一丁点的小事，被一位高干看上了，把一件与自己个人利益并不相干的小事竟摆上了工作日程，亲自过问，及时批转信件，还委派专人到出版社查办，还委派人几次打长途了解读者情况和要求，还叮嘱办事人不要声张，办完了事。为群众办了实事，还不让外界知道，保密起来。这是一种怎样的作风和境界？与中国工人出版社那些人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怎能不使人感动呢？我接了新闻出版署信访办马同志的长途之后，竟一夜没合上眼，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想，像石峰同志这样廉洁奉公，不拒小事，处处想群众所想，办事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在当今改革之年确是难能可贵的，和孔繁森、李国安、陈金水等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比起来并无逊色之处。我从心坎上钦佩石峰同志，可以想见跟这样的同志在一起工作，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我觉得像石峰同志这样党的好干部，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从石峰同志身上我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和希望。
（江苏省建湖县 顾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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